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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刚刚读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感触很深。整篇内容主要讲述的是我国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农民，在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期间的生活。

这部著作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孙玉厚一家，他有四个儿女，大女儿兰花，大儿子孙少安，二儿子孙少平和小女儿兰香。兰花嫁给了外村的一个山区农民，可惜这个农民不走正道，被拉到公社“劳教”，使得孙家一家丢了面子。孙少安上学成绩一直都很优秀，但是因为家庭贫困，自己又是长子，于是放弃了学业，在家里帮忙父亲一起维持全家的生活，但是少安即使呆在农村干活，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凭着自己的努力，他当上了一队的生产队长，最后又开了砖窑，成为全村的最富裕的一户。放弃学业和放弃青梅竹马的田润叶，虽然给少安带来了很多的遗憾，但是少安都没有自暴自弃，反而是更加积极进取，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孙少平是我最喜欢的人物，他在学校中不仅学习成绩好，运动也很好。看到他每天在学校角落里偷偷吃干硬的窝头，为了节省钱，从来不去食堂买菜吃时，感到很凄凉。虽然经过了许多努力仍然没有考上大学，但是少安并没有放弃自己。在帮助哥哥把窑厂搞起来之后，就外出寻找工作，做了工地上的工人，很巧的是他遇到了自己的同学田晓霞。田晓霞是县委副主任的女儿，现在时一名记者。在小霞的帮助下，孙少平阅读了现代语文网大量的名著，继续坚持着自己的梦想，即使是一名微不足道的煤矿工人，也从来没有怨恨过。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少平与小霞成为了一对男女朋友，但是好景不长，小霞在一次洪水采访时，不幸遇难死了，少平很痛苦，再一次煤矿事故中受了重伤。但是少平并没有放弃生命，而是好好地或者继续奋斗。

这种精神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要轻言放弃，因为太阳明天依旧要升起，机遇永远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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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熊彼德(J.A.Schumpeter)曾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这批评有点道理。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就再没有甚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却是非同小可。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

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但爱因斯坦所能办到的，跟他们有甚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为最!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

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

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就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就转作旁听生。有一次，赫舒拉发(J.Hirshleifer)在课后来问我：“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

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各人的方法，作为己用。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兹将我综合了普通人也可作为实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析如下。

一、谁是谁非毫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决不应被成见左右的。要“出风头”或要“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作客观的衡量。

有些人认为佛利民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时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

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

我一向都佩服史密斯、米尔及马歇尔等人。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

二、问题要达、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问题问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过半。在“读书的方法”一文内，我述说了求学时的发问主旨。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有几点是要补充的。

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务求达重点的所在。举一个例子。当佛利民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佛利民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替换代价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第二、问题要问得浅。这是艾智仁(A.A.Alchian)的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问：“甚么是货币?为甚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当经济学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难为热门的争论时，艾智仁问：“甚么是功用?甚么是量度?我们用甚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后来艾智仁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的准则，而功用就只不过是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假设每个人都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

我自己的佃农理论，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传统上的理论，都以为既然土地种植的收成是要将一部份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账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劳力从而使生产下降。我问：“既然生产下降，租值就应减少了，为甚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式的收租办法?”我再问：“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第三、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于是就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就从座上站起来!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太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了些甚么?”若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甚么关连，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那问题就无足轻重。

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甚么是蠢问题呢?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了。举一个例。经济学是基于一个“个人争取利益”的假设;这就暗示着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费用。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问个人的生产费用是否会过高了?但基于这作者自己的假设下，“过高”是不可能的。佛利民就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