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小说中的女性身体与乡土叙述

2018-03-20 08:46:53 来源:现代语文网

在萧红的作品中,女性身体往往承载着女性命运受难图的功能,而解读其描绘的关于农村女性身体的文化论述,又必须同其存在的乡土结构紧紧挂钩。在《生死场》等小说中,萧红结合自身苦难的深重,又选取了经典化的许多农乡女性,通过生/死的符号图示,为我们描绘了在父权制文化秩序下的女性生死大场域。

关键词:女性身体 乡土 象征符号

萧红的《生死场》中,人和动物一样营营苟活,而其中的女性又是受难的主体,却不是生活的主体。在父权制的文化秩序下,农乡女性无论老中青幼,均是惨淡而无望的一生,充满了灵与肉的折磨,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其中又包含着生与死的挣扎。爱与温暖一直是萧红小说磨灭不去的主题,而同样身为女性的萧红,开辟了独特的视角的同时,更多地将目光放在受苦受难的农乡女性身上,生育、死亡以及中间漫长的一生,并从她们内化的身体所受的切肤之痛观照其生命本身的苦痛,又借助她笔下辽阔的乡土敷衍出若干极具典型的各色女性人物,展开一幅事无巨细、浩大的生死场域图,借此达到对传统社会中的农乡女性命运观照的目的。

萧红小说中的女性身体与乡土叙述

一.女性身体与女性命运的同一性

女性身体写作在由法国作家埃莱纳·苏西提出后,又在近代作家林白上得到了呼应:她强调“女性从身体的感受中找到了话语,身体的历史就是女性的历史;身体的遭遇就是女性的遭遇。[1]”毫无疑问的,身体与生命具有同一性,关注身体就是关注生命。在萧红笔下的东北农村,女性回归了女性真实的躯体和情感,女性的身体经历的不一而足的男权压迫——因生育或由疾病、虐待、自残导致的死亡所面对的身体的痛苦、摧残、呐喊,都是女性生命灵与肉的折磨和生命生与死的挣扎。她们牛马的一生,就是女性被压抑的一生。无论老中青幼,她们的生老病死,都是在男性空间下导致的悲剧。就像萧红所言:“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2]”

如女性的生育,被称之为“刑罚的日子”,分娩的惨状不忍卒读,女性的身体被损害、被摆布,残暴而血腥:“一遇到孩子不能养下来,我就去拿着钩子,也许用那个掘菜的刀子,把那孩子从娘的肚子里硬搅出来。”生育对于女性是一件恐怖的事情,因为男人欲望的全部责任由女人来担当。有“一看见妻子生产他便反对”的丈夫,更是“举起大水盆向着帐子抛来”,妻子便只能“涨着肚皮,带着满身冷水无言的坐在那里。”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又或者是產婆拖着产妇站起来,立刻孩子掉在炕上,“像投一块什么东西在炕上响着”。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

而父权文化制的秩序下死亡对女性身体的摧残更是轻而易举。第四章荒山中的月英由村中最美丽的姑娘,到最后变成病瘫,被丈夫放弃,自生自灭,腐烂长蛆。躺进棺材中,真的变成“佛龛中的女佛”。女性的身体的健康和精神的尊严一并失去,受难的女性灵与肉上的折磨在身体的死亡中得以窥见一斑。

而更多的是生与死之间漫漫的、牛马般的苦难的一生。

成业婶婶怕男人,她会暗暗低语,“男人和石块一般硬,叫我不敢触一触他。”她还怕笑得时间长挨骂。一旦男人叫把酒杯拿过去,女人听了这话,听了命令一般把杯子拿给他。

女性的地位和尊严,不复存在。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当福发婶婶悄悄蹑着脚走到门边,望着场院前正开着满眼金灿的向日葵花丛,她听着风声在纸窗滑过耳边的声响,感到全身乏力的灰暗感伤:“她便完全无力,完全灰色下去。”又如金枝被成业控制,“和小鸡一般,被野兽压在那里。男人着了疯了!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这种男性权力对女性的压制、折磨就像是“像猎犬带着捕捉物似的”,而最后受到邻里非议的只有金枝,身为传统从属一方的女性。所有的痛苦,害怕和恐惧,只有她一人承受。“过于痛苦了,觉得肚子变成个可怕的怪物,等她确信肚子里有了孩子的时候,她的心立刻发呕一般颤嗦起来,她被恐怖把握着了。”五月节时,王婆服毒自尽,还没有死透的时候丈夫将“扎实的刀一般的切在王婆的腰间”。于是“她的肚子和胸膛突然增涨,像是鱼泡似的。她立刻眼睛圆起来,像发着电光。她的黑嘴角也动了起来,好像说话,可是没有说话,血从口腔直喷,射了赵三的满单衫。”王婆身体受到的摧残、血腥的画面冲击,真的像一把扎实的刀,悬在女性的上方,随时随地就会在任何一个生死场中的女性身上轮番上演。

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父权文化秩序下女性的客观从属状态也在萧红本人身上显现。萧红除了面对长久的贫困和疾病之外,她也面对结婚的道德义务和女性怀孕生产的十字架,像无数传统女性踏过的荆棘路那样,萧红也同样背着十字架走过了她短暂的—生。在绿川英子的回忆中,她亲眼看到萧红如何走在这样一条民族自由与女性解放斗争的道路上,但她不曾被胜利的曙光沐浴过,却带着伤痕死去了,她逃出了东北故乡的日本铁蹄,却又在千里之外的异乡,在东南孤岛上死于日本铁蹄之下,令人婉惜。[3]

二.女性身体叙述的立足点——乡土

在解读其描绘的关于农村女性身体的文化论述,发现萧红作品笔下的女性又同其存在的乡土结构紧紧挂钩,女性身体叙述的立足点在乡土上——在这片讲述女性生死命运的乡土大地山川上,深埋着老王婆这群农乡女性内化中一种隐喻化的女体寓言,象征女性一生岁月的苦难命运。“王婆穿的宽袖的短袄,走上平场。她的头发毛乱而且绞卷着,朝晨的红光照着她,她的头发恰像田上成熟的玉米缨穗,红色并且蔫卷。”王婆的形象显然和田地的写照非常近似。萧红在此将王婆的头发和田地中成熟的王米覆写为一体。如果说身体是女性生命的外化,那么乡土便是女性身体的内化。至此,女性命运与乡土紧紧联结在一起,萧红笔下的农乡女性身体和农地,在《生死场》中同样成为传统男性农业社会中侵占、压迫和种植的场所形态。

身体的乡土化亦或者说是乡土的身体化这一点无论是在老中青幼、生老病死中都得以体现。

1.生育的乡土化

女性身体,在作家笔下,就像传统农乡的土地一样,常被父权社会/男性文化所侵占利用——暴力地加以开发、殖民和生产。所以萧红才会如此细心经营金枝被成业占有的粗暴刻画,并且充分的形象化:金枝像只“小鸡”似的“小姑娘”一样,被“野兽”般的成业压制,

一边幻想着自己怀孕一边哭,她是那样的低声,低声到“还不如窗纸的鸣响”,对男性文化的惧怕可见一斑。惧怕到看到两只叠落交配着的蝴蝶,认为是“邪恶的虫子”,又无力去拂去它。这时的金枝成了“米田上的稻草人”,又刻画她患着病的现象,将她比作“被风飘着似的出现房后的围墙”,预示着女性命运的摇摇欲坠,无法把控的无力感。而金枝挺着大肚子操持家务,夜间“腿子痛得折断一般。”萧红又不经意描绘了乡土中的牛或是马,在不知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身为女性的、生下小金枝后的金枝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第三个产妇生产时,萧红也用她独特的视角也写道“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正在生小猪。”细细钻研这一系列乡土式的女性命运覆写,对解读传统农村女性身体的文化论述具有启发。

2.衰老的乡土化

在《生死场》第三节中,老王婆拉着她的老马到私宰场,一路上“老马,老人,配着一张老的叶子,他们走在进城的大道。”半日的赶马,是一生的无望,隐隐透出老马与老王婆的替身/对照关系。其中乃隐喻着农乡女性在老来无依时,这些年老的女性在传统(父权/男权)农业社会中所面对的、类似老马来到“私宰场”的一样遭遇。所以,在老马走向私宰场的路上,也即老王婆走向死亡的路上,她甚至還看到“一捆谷草束扎着的死孩子”,笔者认为像极了王婆当年惨死在谷堆下的幼儿小钟;而当屠刀滑向老马时,老王婆“她颤寒起来,幻想着屠刀要像穿过自己的背脊”,继而昏倒在道旁,失魂落魄。

正如王婆喃喃自语所说:“五年前它也是一匹年青的马,为了耕种,伤害得只有毛皮蒙遮着骨架。现在它是老了!秋末了!收割完了!没有用处了!”,农乡女性在失去了美貌年轻、生育能力和工作能力后,便被传统男权社会所抛弃,于是在这腥味的人间,王婆“快要变做一块铅了!沉重而没有感觉了!”老王婆的命运是所有农乡社会女性的命运。身体上的抛弃和屠杀,便是乡土中女性最悲惨的下场。

3.疾病的乡土化

第四节荒山中的月英本是村中最美丽的姑娘,后来患了瘫病,“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除去病痛外的身体折磨,丈夫因其丧失了生育和工作能力,于是百般嫌弃,甚至随意摆弄她的身体,只能睡在砖头砌的炕上,任凭皮肤腐烂。“月英的身体将变成小虫们的洞穴!”此时的她就是乡土间“一头患病的猫儿”,在传统社会的男权下孤独而绝望地苟活着。

4.死亡的乡土化

在对于死亡的描绘中,女性在父权制文化下的保守的灵肉摧残更显得触目惊心。老王婆的幼女“小钟”不慎惨死,她的“小手颤颤着,血在冒着汽从鼻子流出,从嘴也流出,好像喉管被切断了”,跟“一条小狗给车轮压死一样。”捡了一天麦粒的王婆对于幼女的惨死直到麦穗硕大饱满后才恍然有所动容。生命的生长和死亡都是那么的随意,观照之下女性的生命竟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而尚在母亲怀中哺乳的小金枝在父亲成业的盛怒下被一把摔死,女性身体被随意摆布蹂躏和伤害,于是饱经父权社会文化放逐的萧红只能借助小说发言:“人生是苦多乐少”。三天后身体就被狗扯得什么也没有。而孩子的尿布在“锅灶旁被风吹着,飘飘的在浮游”,像是只到人世一个月又被残暴遣送回去的孩子的怨悒。

三.乡土符号中的神话女性内涵

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中的,跳大神仪式中女性角色的转换后神力的获得也是乡土符号的关涉。扮演“大神”的女人身体在穿着奇怪的、平常人不穿的衣服,腰上裙子一围后,便一跃“变样了”,成为了具有神力的女性符号。而扮演“二神”的男人,退居到二线,服务于“大神”。笔者认为这是对女性真是文化客体身份的颠覆,从传统的客体从属状态中转变为具有主体性的主体认定。这种身份在转换,去除了真是父权文化秩序下女性灵肉受折磨的可能性,转而赋予其无上的权力和尊严,再现其群体的生机,利于缓解其身为女性的压抑。所以每逢有人跳大神,甚至“有些女人,拉着孩子,抱着孩子,哭天叫地地从墙头上跳过来,跳过来看跳神的”;而一旦半夜时分送神归山,鼓声响起,却使人“听了起着一种悲凉的情绪”,往往终夜而不能眠的人也有。这是对短暂脱离从属身份的女性的遗憾和伤感。于是不禁发出天问,“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于是暗暗下决定“下回再有打鼓的连听也不要听了。其实不然,鼓一响就又是上墙头的上墙头,侧着耳朵听的侧着耳朵在听,比西洋人赴音乐会更热心。”这是一种觉醒却又束手无措的悲凉。跳大神的身体转换让女性的身份得以颠覆,得以重新定位,但随着送神鼓声的响起,一切又恢复原状,“病好了没有”却不再是关注的话题,这些围观的女性们关注的是现世的无力感如何消除的问题。

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不是男性文本幻想中的神女尤物,或者是妖魔化的妒夫魔女,而是有着女性切身体验的真实生命状态。这里面有她们的切肤之痛,有磨难与丑陋,也有欢欣和温情。[4]她们感受切肤之痛的身体成为萧红观照女性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处境的镜子,映照种种女性真实状况,并以女性视角切入传统乡土文化,形成萧红在女性书写中一种更为深刻的观照能力。女性与乡土就像是生理与地理在空间上的分裂,而后在女性身体上再生,繁衍出一个两相结合的富有意味的、父权文化秩序下女性的生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