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覆、射侯和射策郗文倩

2019-02-02 18:01:56 来源:现代语文网

射覆,这是汉代兴起的一种占筮游戏,覆者用瓯盂、盒子等器物覆盖某一物件,射者通过占筮等途径,猜测里面是何物。《汉书·东方朔传》:“上尝使诸数家射覆。”颜师古注曰:“于覆器之下置诸物,令暗射之,故云射覆。”射覆所藏之物大都是一些生活用品,如手巾、扇子、笔墨、盒罐等等。射覆是一种日常猜谜游戏,但猜中后要描摹事物,如同刻画一个谜面,也是一种隐语游戏。如《汉书·东方朔传》载:上尝使诸数家射覆,置守宫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赞曰:“臣尝受《易》,请射之。”乃别蓍布卦而对曰:“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上曰:“善。”赐帛十匹。复使射他物,连中,辄赐帛。东方朔用占蓍猜得盂下即守宫(蜥蜴),描摹其形象龙没有角,像蛇却有足,善于缘壁爬行。跂跂,行貌;脉脉,连绵不断貌。除此外,《太平御览》卷九五引《东方朔别传》曰:上置蜻蛉盖下,使朔独射之。朔对曰:“冯翊冯翊,六足四翼,头如珠,尾正直,长尾短项,是非勾篓即蜻蛉。”上曰:“善。”赐帛十匹。卷三九一《东方朔别传》曰:朔于上前射覆,中之。郭舍人亟屈,被榜,上辄大笑。又曰:“南山有木名曰柘,良工材之可以射,射中人情如掩兔。舍人数穷,何不早谢?”上乃搏髀大笑也。射覆和周易占蓍有关,故有人认为射覆本来就是研易者练习观物占验本领的,所谓“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记载著名的占易者管辂就是射覆高手:馆陶令诸葛原迁新兴太守,辂往祖饯之,宾客并会。原自起取燕卵、蜂窠、蜘蛛着器中,使射覆。卦成,辂曰:“第一物,含气须变,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张,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悬,门户众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长足,吐丝成罗,寻网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举坐惊喜。根据裴松之注引辂别传:诸葛字景春,亦好卜筮,数与辂共射覆,不能穷之。在祖饯送别仪式上进行射覆游戏,可见其娱乐性似乎大过神秘的占卜,换句话说,占卜在古人看来充满神秘感,本就充满趣味,当然,射覆要以齐整的言辞描摹事物,这就既有方技的比拼,也有言辞的争胜吧。本传又载:平原太守刘邠取印囊及山鸡毛着器中,使筮。辂曰:“内方外圆,五色成文,含宝守信,出则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岩岩,有鸟朱身,羽翼玄黄,鸣不失晨,此山鸡毛也。”关于射侯。“侯”指用兽皮或布做成的靶子。《诗·齐风·猗嗟》:“终日射侯,不出正兮。”《礼记·射义》:“故天子大射,谓之射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周礼·天官·司裘》:“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射其鹄。诸侯则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则共麋侯,皆设其鹄。”郑玄注:“所射正谓之侯者,天子中之则能服诸侯,诸侯以下中之则得为诸侯。”周代射礼本就有选拔英才的意思,《礼记·射义》:“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郑玄认为能射而中侯者方得为诸侯。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谓:“盖草昧之世,禽兽逼人,又他族之人来相侵犯,其时以弓矢为武器,一群之中,如有强力善射之士能保卫其群者,则众必欣戴之以为雄长。古人质朴,能其事者即以其事或物名之,其人能发矢中侯,故谓之侯也。”但陈槃先生不同意杨氏之说,而是认为“侯”通“候”,本义是为天子疆域守候,故守疆域之官亦称“侯”。“射侯”就是射“诸侯”,是一种巫术,所谓厌胜之术,以巫术克服为天子守候疆域的无道诸侯(《重论“侯”与“射侯”》,收入氏著《旧学旧史说丛》,台北编译馆1993年版)。此猜测似很难让人信服。

射覆、射侯和射策郗文倩

“射侯”在汉代画像石中有形象的表现。邢义田发现汉代画像石中有很多构图相似的画面,画面有树,树上有鸟雀,有时是攀援的猴子,或者既有猴又有鸟。而树下常有一人或多人持弓向上作射箭状。邢义田分析认为,这些图像都含有象征意味,猴、侯谐音;“射猴”即“射侯”;鸟即雀,雀、爵谐音,如汉宣帝时有神雀来集于京师,宣帝因之改元“神爵”,故“射雀”即“射爵”。树下射猴和雀的人,象征射取官位,封侯晋爵获得富贵(邢义田《汉代画像内容与榜题的关系》,收入《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版)。

射策是汉代选士的一种考试方法,主考人将若干考题写在策上,覆置案头,受试人拈取其一,叫作“射”,按所射策上的题目作答。西汉时射策分甲、乙、丙三科,东汉只分甲、乙两科。颜师古以为汉人出题时依题之难易而预设甲﹑乙等科。他为《汉书·萧望之传》中“以射策甲科为郎”一句作注:“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置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宋人马端临更引申曰:“按此即后世糊名之意,但糊名则是隐举人之名,以防嘱托拘私,此则似是隐问难之条,以防假手宿构。”(《文献通考》卷四十)意思是射策不同于后世将考生名姓遮盖,这里是遮盖考题。这个理解似有不妥,颠倒了射策和分科的顺序,如《史记》卷九十六载匡衡从博士受《诗》,“数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又扬雄《法言·学行》:或曰:“书与经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哑然笑曰:“须以发策决科?”“发策决科”即通过射策决定名次。匡衡也是先射策后乃中丙科,故《后汉书·顺帝纪》注引《前汉书音义》明确说明了“设科”与“射策”的关系,即出题时不分科,到评卷时才依成绩高下分科:作简策难问,列置案上,任试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谓之射策,上者为甲,次者为乙。如何理解“任试者意射”呢?王伦信认为问题集中在一个“射”字上。“射”在古汉语中作为动词,一般都指带有一定目的性的行为。如射侯(侯即箭靶)、射利等。即便如术数家之所谓“射覆”带有猜测之意,但也以一定卦占之象为根据,且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猜出被覆盖的物件。若如颜师古那样将“射策”之“射”理解为一种对不公开试题的随意摸取,则完全是一种随机性行为,应试者无需也无法在挑选试题内容上投入目的性注意,这是违背“射”的一贯辞义的。因此这里“任试者意投射”应是指应试者对试题的任意选择,也只有试题在不被隐盖的情况下,这种选择才成为可能。考生在选题时已包含着对试题答案的酝酿,所以“射策”之“射”不仅意在选择合适的试题,也在于准确地理解和回答问题(王伦信《汉代考试中的“设科射策”——对颜师古注的驳议》)。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

射策以经术为考核内容,看谁能围绕着问题写出漂亮的应对论说文,故刘勰《文心雕龙·议对》云:“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这也成了一般论说文的要求,如王充《论衡·超奇》也拿射箭技巧和文章技巧作比:“选士以射,心平体正,执弓矢审固然后射中。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弓矢之中的。”因此,射策文章要“中的”且“美善”,如《论衡·别通》:“自武帝以至今朝,数举贤良,令人射策。甲乙之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云、卞伯玉,策既中实,文说美善。”

汉人射策分科,择优录取,按成绩安排官职。如中甲科者可为郎中,中乙科者可为太子舍人,中丙科者只能补文学掌故。射策射得不好,落选,称为“不应令”或“不中策”。当然落选也还可以再射,匡衡就是屡败屡战,射策到第九次才中丙科。射覆、射侯、射策都强调“射”的准确、漂亮,以此见个中高手,故不失为选拔人才的方式。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动态

11月21日至23日,“第五届中国文体学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本届会议由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联合主办。来自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大陆的7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中山大学,就文体学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主持,《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先生和中山大学吴承学教授分别进行了开幕致辞。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60余篇,其中涉及到诗、词、文、小说和戏曲等各种文体,以及文体学学科建设及理论研究等诸多相关问题等,论题广泛,内容丰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山大学中文系是国内文体学研究的重镇,为文体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说杜诗中的“西陵”余国江以前读杜诗,常常只求其大意,所以一知半解、囫囵吞枣的地方很多。比如《解闷》(其二)云:“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当时只重视首句,认为它反映了唐代中晚期大量胡商在扬州经商、生活的历史事实。至于该诗写作的时地、诗中的“西陵”在何处等等,从没想过要去深究。

最近读陈道贵先生《杜诗考辨二则》,其中第二则就是对“西陵”问题的讨论(《古典文学知识》第2期),受益不少。陈先生首先指出了历来关于“西陵”的两种观点:一般认为指的是越州西陵驿,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萧涤非《杜甫诗歌选注》、陳贻焮《杜甫评传》等都持此说。不过,也有人提出过异议,黄生、卢元昌就认为“西陵”应该是扬州之地。在此之外,陈先生根据“西陵”的异文(《杜工部草堂诗笺》《九家集注杜诗》《钱注杜诗》《杜诗详注》等均注“‘西,一作‘兰”)提出新见,认为兰陵(南兰陵)“虽不属淮南道之扬州,但地域相连,仅一江之隔。……如取异文‘兰,则‘兰陵与杜诗所称之‘扬州‘淮南,在地域上比较接近,其诗所写之境较为统一;而所谓‘故驿楼,也符合此地自南朝以来颇为著名的史实。‘西与‘兰(蘭)文字差异较大,当非形近而误。或许后世注家对越州西陵多出唐人笔底,遂疑而改‘兰为‘西,造成杜甫此诗之异文”。

这三种看法中,第一种引证丰富,言之凿凿,诸家多采其说,似乎最为可取。但正如黄生等人所分析的,“钱引《水经注》及《会稽志》、《浙江通志》,证此西陵在会稽。……愚意西陵之名,或不止一处。详此篇上文曰‘扬州,下文又曰‘淮南,则西陵当在维扬,乘兴东游,亦即此地,无缘远及会稽之西陵也”(黄生撰、徐定祥点校《杜诗说》,黄山书社1994年版),从诗意来看,西陵确实应该在扬州。陈道贵先生的新解中,对黄生之说没有辩驳,而对“兰陵”异文的解释又多属推测。南兰陵在常州武进,经曲阿(丹阳)、润州(镇江),过长江方能至扬州,两地相距约一百公里,而不是“地域相连,仅一江之隔”。杜甫听到商胡要到扬州去,却回想起了兰陵,然后又让商胡问问扬州(淮南)的米价,这种“扬州—兰陵—扬州”的思维跳跃,也不合理。而且,异文“兰”字只见于注中,与之相比,各家显然还是更为认可“西陵”。

我认为黄生等人根据诗意推断西陵在扬州,是十分合理的。只是他们没有找到充分的文献依据,来回答“扬州有西陵吗”“扬州的西陵在哪”这一类的问题。幸而,2013年在扬州发掘出土了隋炀帝的墓志,为合理解释扬州“西陵”提供了新的可能。

隋炀帝墓志的释文已经有数种发表,这里引录的是发掘者公布的最新释文:“隋故炀帝墓志惟隋大业十四年太岁……一日帝崩于扬州江都县……于流珠堂其年八月……西陵荆棘芜……永异苍悟……贞观元(元或九)年……朔辛……葬炀……礼也……方……共川……”(束家平《扬州曹庄隋炀帝墓的发掘与收获》,洪军主编《隋炀帝与扬州》,广陵书社版)不管是发掘者,还是其他对隋炀帝墓志进行释文的学者,对“西陵荆棘”的释读都没有异议。

“西陵”的“陵”显然不是指帝王陵墓,因为唐初改葬隋炀帝时,没有将其按帝陵的规格下葬,墓中出土的墓志即可证明这一点。“陵”有“大阜”之意,《诗·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如冈如陵”,“陵”即高出地表的山峰。扬州地区地势较为平坦,只有城北蜀冈为较高处。蜀冈呈东西走向,最高处分东峰、中峰、西峰。东峰相传为隋炀帝迷楼所在,今为观音禅寺。中峰为栖灵塔所在,唐代诗人多喜欢登塔赏景;欧阳修为扬州太守时,曾在此建平山堂,据言登上平山堂,镇江金山、焦山亦可历历在目。隋炀帝墓则在蜀冈西峰顶部,结合陵有山峰之意,可知墓志中的“西陵”就是指蜀冈西峰。

唐代扬州西陵(蜀冈西峰)附近是否有驿站呢?有的。唐代赵嘏《广陵道》诗云:“斗鸡台边花照尘,炀帝陵下水含春。青云回翅北归雁,白首哭途何处人。”斗鸡台、炀帝陵都在唐扬州子城西的蜀冈西峰,旁边即是“广陵道”。更直接的证据是比杜甫稍晚的权德舆(759—818)《宫人斜绝句》:“一路斜分古驿前,阴风切切晦秋烟。铅华新旧共冥寞,日暮愁鸱飞野田。”隋炀帝巡幸扬州时,把死去的随行宫女葬在蜀冈西峰南侧的斜坡上,其地称“宫人斜”,与隋炀帝陵距离很近。从权德舆的诗中,我们可以知道宫人斜旁边就是古驿站。

总之,根据《解闷》(其二)的诗意,诗中的“西陵”应该在扬州。而隋炀帝墓志中明确提到“西陵”,这个西陵(蜀冈西峰)旁又有古驿站,与杜诗完全吻合。所以,杜甫所说的“西陵”,应该就是扬州的蜀冈西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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