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反思与寻求救赎:评施玮的《叛教者》(一)

2018-03-18 13:18:36 来源:现代语文网

摘要:美籍华人作家施玮的新作《叛教者》延续其对“灵性文学”的思考,小说以“叛教”为叙事核心,呈现时代断裂中个体的挣扎和苦痛,考察人性的复杂,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基督徒群像,再现并召唤散落在都市空间的群体记忆,丰富了现代文学以来的“上海书写”。作家的性别身份和文化位置使得小说叙事获得多重视点,让小说既有沉入历史深处的厚重又有寻求救赎的深度。

关键词:断裂;宗教视域;都市空间;作家身份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8)1-0085-07

在海外华文文学中,施玮的文学书写是独特的,她的作品、因基督教信仰带来的写作变化以及近年来她对“灵性文学”的倡导都引起学界的讨论。作为“灵性文学”的倡导者,施玮的文学书写尤其注重挖掘人的内在世界,从灵魂深处探寻人性的复杂,也将宗教情怀植入对人性及历史的反思,王文胜认为对“灵性文学”的思考使其写作发生了变化“不再直白地书写‘爱、‘忏悔、‘救赎、‘牺牲等这些宗教主题,而是渐渐将笔触及个体生命隐藏处的破碎与医治”①在小说《放逐伊甸》、《红墙白玉兰》和诗集《歌中雅歌》等作品中,施玮以书写深化“灵性文学”思考,受伤的心灵、生命的破碎与圣灵之光构成对内在灵魂的拷问与寻求救赎的努力。延续“灵性文学”将西方神学美学和中国古典文化对话融合的思考,施玮在2013年完成了教牧博士学业,研究方向是《旧约圣经文学的汉语处境化研究》,在理性研究的同时也借助《圣经》的艺术特质寻求文学创作的突破。6月施玮完成了32万言的《叛教者》,小说分为四部曲《揭发者》、《献身者》、《跟随者》、《擘饼者》,在演绎史料的基础上,游走在虚实之间,以上海地方教会的发展为背景,书写一群本土教会的基督徒在1920年代后的社会语境中如何面对信仰、政治、自我、群体与社会,呈现具体历史语境中个体的困顿、犹疑、挣扎、污损不堪与彻底溃败,也写出殉道者的坚韧和圣洁。不同的人物形象聚合成特殊群体的历史痕迹,借由他们走进历史深处。和许多小说再现这段历史的不同在于,施玮以宗教视域深入人的灵魂深处,从内在世界呈现外在世界,对地方宗教和个体命运进行多角度的反思,又以外在世界召唤沉睡的记忆——以宗教视域下的都市空间探寻隐藏在历史缝隙的群体痕迹。

呈现、反思与寻求救赎:评施玮的《叛教者》(一)

一、从圣洁到俗尘:断裂中的挣扎和苦痛

在《叛教者》中,每一个个体都曾是圣洁的,是圣女和圣徒,但这圣洁是在特定的评价体系之中被教导的理念。李夜声等人以西方基督教作为参照,依循自身对《圣经》的解读,以上海为中心发展出具有本土色彩的地方教会。李夜声在小说中如同《圣经》中的英雄,是天降之才,极具个人魅力及魄力,他对《圣经》的独到讲解吸引了众多信徒。他们在一次次教会复兴运动中成为狂热的参与者,并将对基督的信仰毫無辨析地转嫁到对李夜声的信仰,执迷于他的宣教,严苛地要求自己向罪、向世界、向自己“死”得完全而透彻,成了“不动心思”、“不用思想”甚至“没有感知”的人,以此达到纯粹的精神上的“完全”。在从世俗走向圣洁的过程中,很多人摒弃了现实世界的物质诱惑、抵抗情欲干扰,以向生而死的方式摒弃肉体的自我,达到精神上的超脱。作为一名基督徒作家,施玮对本土教会这种极端的教义阐释有自己的保留和批判,尤其是信众将李夜声当做偶像不加反思地绝对信任,导致个体在独自面对信仰时无法辨析自我和真实的教义。也正因此,小说中的“揭发者”、“献身者”、“追随者”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各种政治运动中大都处于迷茫的状态,政治立场、宗教信仰、自我认同、道德判断与社会适应等因素形成左右他们的错综复杂的场,让这一群基督徒的心理和精神陷入矛盾和痛苦之境,大多数人选择各种方式的“叛教”,圣洁的光环也在精神溃败中消散。

徐闻音是最早出场的“叛教者”,她生长在上海一个中上阶层的基督教家庭,祖母、母亲、姑母们都是在地方教会文德里聚会处参与聚会的基督徒,小说叙述了徐闻音在真正走进聚会处之前和之后的变化,以显示地方教会的理念。青年时期的徐闻音虽然也跟随家人去文德里聚会,但一直在教会学校读书的她,受到的教会学校的影响,在青春的激情里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在爱国的荣耀里认识自己与社会的关联,此时她对文德里的聚会是弃绝的。直到她爱慕的革命者吴一丹以冷落的姿态对她的阶级身份与“真爱国”提出质疑,在受挫的朦胧的爱恋里,她认识到世界、人、政治的复杂,从喧闹变得失落、沉寂,跟随家人重回“文德里”聚会,臣服于教会偶像李夜声,成为执着信仰的“圣女”。成为“圣女”的徐闻音严格以聚会处的教义束缚自己的精神和身体,连和男友之间微妙的情欲也被理念压抑。可以看到地方教会在各个层面对信徒的要求和影响都非常大,但绝对圣洁的他们却在随之而来的审讯、交代中很快转变,这转变大多与外在的干扰无关,而是他们自身对信仰的怀疑——李夜声要求信徒绝对贞洁、完全奉献而自己却陷入经济和情欲漩涡,私德问题在政治运动中的曝光对信服他的基督徒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是从绝对信到愤恨地弃绝信仰的关键。

徐闻音在肃反运动中的转变极具代表性。当信仰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从隔离审查到一次次谈话,越来越大的压力让她无法冷静,回到《圣经》寻找力量才发现用自己的理性独立认识经文陌生又困难,因为已经习惯于被输入。在新的选择面前,徐闻音的内心是恐慌与孤寂的,从绝对的精神世界回到溢满政治味道的新世界,她不再认识自己,而当教会偶像被撕裂出真实的丑陋,信仰也就被抽空,她成为一个愤怒的揭发者。回归尘世的徐闻音,被分配到医院工作,和吴一丹结婚,很快即适应了现实并积极响应社会运动,“文革”开始时就参加造反队。只是她的过去未能使革命接纳她,激情被迫中断,她再次离开政治,回到孤独的内心。像是被惩罚,放弃信仰的她少了“圣女”的光亮,吴一丹却不再喜爱成为“尘女”的她,婚姻破裂。徐闻音的第二任丈夫是一名基督徒,他因无法调和信仰和现实政治的矛盾而精神失常,像患有狂躁症一样疯狂地向徐闻音施暴,甚至要杀了全家寻求终极解脱。施暴者的病体和病态正展现了时代的残酷,个人命运的不得已,被施暴的人遍体鳞伤何尝不是丧失自我的苦痛——在现实政治中得不到认同、在基督徒群体中她是有名的“叛教者”不被接纳、在家庭中无以回归。基督徒在那个时代并非政治运动批判的核心,但却是“陪绑者”,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阶级的问题、是否爱国的问题等对大多数不关心政治的基督徒来说都是必须用二元对立的方式进行选择。而信仰往往会背离现实的政治标准,小说中的陆弟兄因为坚持信仰不对主席像鞠躬请罪,连续被拷打,身体的疼痛让他抛弃工作和家庭开始逃亡,最后还是入狱,接济他的人也都受到牵连。小说对他们的叙述所呈现的并非简单的“信”或“不信”的选择问题,而是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灵魂深处的隐痛及个体命运被裹挟的不得已。

如果说徐闻音从圣女到尘女的转变,有苦痛和挣扎,但她的人生依然有些许光亮。而第二部的女性“献身者”们都和地方教会领袖李夜声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也曾拥有最圣洁的光环,最终则是最凄惨的沉落与最无辜的悲痛。尤其是李如是、王慕真是彻底的溃败,病体和病态的人生,心灵深处的挣扎和苦痛,被演绎到极致,尤其是她们在狱中的被妥协和为自由而进行的卑微抗争。他们共同创立了上海聚会处才女李如是曾经是教会刊物《灵光报》的主编,又在金陵女子神学院任教,后来成为上海“文德里”聚会处最早的同工之一,为众多教徒崇信的教母一样的女子。在她的影响下,生长于书香之家才貌兼具的廖文君、成长于官宦之家纯洁美丽的赵心洁,弃绝享受富足的家庭生活,开始对圣灵之路的执着追求。然而当宗教系统被清理,李如是被逮捕后,仅仅八天这个聚会处的“文胆”、“女状元”就“认罪”了,她承认自己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派,这转变主要因为李夜声的私德问题被暴露,引起她的愤恨,一旦放弃信仰,转到“人民的立场”她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反动立场。

李如是和王慕真都因李夜声反革命集团罪被判刑十五年,关在同一间牢房里。在狱中,李如是和王慕真被迫通过报纸、录音、书面材料等知道周围人的“叛教”,还被当作叛教的“模范”,常常要做报告讲述转变,认罪的声音被录制下来反复在高音喇叭中播放,不得不听。这种强制性的介入让她们的精神处于痛苦的境地,更不堪的是她们被“同居”在牢房中又被迫以卑贱的形态呈现自我,谁都不愿意后半生的不堪由最亲密的人见证:

李如是和王慕真都感到这是极为恐怖、无法忍受的事。于是她们都成了积极表现,积极揭发,积极为政府当狱中典范和说客的人,只是她们从不揭发对方,也力求不涉及往事②。

当可揭发的材料变得非常少,人性最丑陋的一面即被展现,她们争先恐后地汇报揭发狱友的言行、认真学习材料、表决心以求刑期减缓,却换来更多的鄙夷。在文革期间,年老病弱的李如是被人拖来拖去向领袖像“早请示”、“晚汇报”,如同拖一条狗一样,临死前一周她拒绝饮食以求能干干净净离开,却被强迫喂食,最终在一摊污秽中离开人世。官宦之家出身的王慕真,在狱中却偷吃别人的花生酱,煎熬挣扎十五年,待重获自由,却无处可归,家人和亲人都已和她断绝关系,只能去劳改农场,死后亦无亲人认领骨灰。从圣洁而执着的“圣女”沦落到身体病残心理病态的不堪,两相对照更凸显历史的狰狞和个体的无力。

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这样的人生遭遇在那样的时代语境中并不罕见,而《叛教者》所提供的则是一群本土基督徒在极致语境中身体和精神所遭受的苦痛。对于基督徒来说,在政治运动中选择顺应时代主潮或一定程度上改造自我,并不意味着放弃信仰,这是因为西方传教士所建立的公会,比较社会化比较开放,地方教会虽然自认为则更纯粹,但在很多层面却限制了信徒自身与外在世界的沟通与融合。这一群人起初都是坚定而执着的基督徒,宗教信仰是他们确认自我最重要的方式,也是他们在纷乱的尘世之外净化灵魂以精神的力量坚持个体安宁的方式,纯粹的精神世界让他们与外在世界脱离。也正因此,当政治运动扑面而来时,这些寻求精神净土的个体被迫面对现实社会,以往的知识体系和价值判断却不足以支持他们重新进入新社会,相比于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群体来说,断裂对于他们有着更惨烈的影响。对信仰的“信”或“不信”并非作者所要呈现的核心,小说的意义在于通过断裂的处境考察人性的复杂及内在灵魂的向度。

作为灵性文学的倡导者,施玮曾说:“灵性文学所追求的既不是晦涩幽暗的神秘,也不是灵光独耀,迥脱根尘,灵性文学正是要给予阅读者一双灵性的眼睛,让人看见繁琐平淡生活中的美善之光,让人从扭曲、污损的生命中看见人里面‘神的形象,看见人原初当有的尊严与荣美。”③小说中,不同人在不同情景中的病弱身体、病态灵魂或死亡的威胁被写到极致,与这种可怜可悲可叹相对的是,他们生命的终点大都回复到“原初的尊严与荣美”。在狱中的李如是尽管不堪而卑微地活着,最终还是在离开中遇到信仰,似乎是一种得救和超脱,她的眼睛“竟然仍闪着天堂般宁静、释放、喜乐的光”。李夜声的妻子张慧雯始终以端庄娴静的姿态面对自己受尽折磨的身体,死时的容颜“像一团夏夜的月光,平静得没有任何言说”。聚会处的才子康慕灵因委曲求全的转变得以继续保持信仰,他人生的最后八年瘫在床上度过,死时“脸上没有痛苦,是一种坦然的静默”,他的妻子死时脸上则如“恋爱中少女的甜蜜”。小说中的殉道者黄愚志和于恩华,这两位聚会处的长老,在政治运动中以不同的方式坚守自己的信仰,以惊人的精神力量抵御肉体的苦痛和被审讯的折磨,于恩华死时,好像是甜蜜的东西让他醉了一般,脸上是“天使般反映着另一个世界的景象”,而黄愚志被枪决时倒在血泊中,脸上的微笑却“仿佛是天堂在人间的倒影”。在向死而生的境界中,作者以个体最后的尊严和荣美净化了病體的苦痛和病态的人性,也以超脱的姿态让暴力与创伤得到救赎。

二、另一种上海书写:都市空间与群体记忆

无论是现代语境中的摩登上海,还是当代情景中的魔都上海,上海书写和书写上海已然成为言之不尽的话题。对上海都市空间的再现,《叛教者》有其独特之处,上海话、弄堂、人情世故之外,是那些不常被记起的事、人及建筑——地方教会的发展、基督徒及他们的生活、聚会处的变迁等。对于个体来说,生存空间记录了日常生活的痕迹,对于城市来说,特定的空间如建筑、街道等往往沉淀了集体性的记忆。随着时代的变革,都市也在变迁,上海所凝聚的各种味道,曾被遗忘,也曾被复燃,民国范儿的、殖民摩登的……都在怀旧情绪中被重新渲染,承载了书写者不同的情感指向与文化关怀。然而,关于中国地方教会上海聚会处的历史,似乎并未有多少安放的空间,即便搜寻,也不易找到相对明确的坐标或方向。施玮也在小说中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在上海滩这样一个讲究实际、精于交易的地方,文德里发生的一切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事实上,在之后有关旧上海的描述中,甚至没有一笔提到过这些人这些事。然而,他们都是真实地存在过。”④施玮在书写中国基督教本土化的历史时,细致地再现了宗教视域观照下的上海味道、上海人、街道、建筑、广场,从这个角度来说,《叛教者》丰富了现代文学以来的上海书写。

小说的第一部,在写徐闻音及其家族生活时,展现了独特的上海味道。这种味道在细致和琐碎之中从语言、物件、衣着到人情事故都浸润在因为信仰而特有的低调氛围中。在聚会处聚会的“祖母”们,低调而又细致地展现着上海女人的韵味,她们的衣服虽然黑灰,但各种式样的手袋却绣着不同的丝线钩边,即便带着小而薄的黑线网帽,也有斜别着的黑丝发夹。而姑母家盛罗宋汤的俄式银汤盆、八仙桌前的祷告、祖母轻柔的一声“天父爸爸”、徐闻音为爱国演出所展现的上海女子的美及风范以及她所办的爱国咖啡茶座,都营造出一个温暖而俗尘的上海空间,脱俗的是她们的心理和追求,只是两者并不矛盾,调和出生活的味道和气息。只是当信仰成为绝对地执着,一切变得紧张而压抑,这在徐闻音从不信到绝对信的心路历程中可以看出。施玮对上海的观察和情感是复杂的。在对这个城市的日常性格进行观察时,她选择了与宗教有关又不是信仰者的两个上海男人入手。一个是徐闻音的父亲徐荣安,一个是革命者吴一丹。老派与新派混合的徐荣安凝聚了上海中产阶层的特性——爱虚头、好面子、讲实际又要做派,家里的女人都信基督教,他是既信又不信的姿态,“信点教是有面子的事”;而“信的太多,太真了就没面子了”,把握好分寸是上海滩上流群里的默契,送女儿进教会中学也是为追逐上流社会的时髦,女儿关心政治、演文明戏他也觉得有面子,因为这两样也是当时上海时髦的事情,他并不关心女儿的真正心理及演戏的初衷。革命者吴一丹,在他还是进步文艺青年时,以阶级立场对徐闻音有一种审视和冷漠,而当他成为新社会的领导者,他内心涌动的爱恋复燃,以施救者和引领者自居,劝导徐闻音“认罪”,一手成就徐闻音的“新生”,并娶了她。只是站在人民和革命立场的徐闻音,多了自信和淡定,不再有讨好和惧怕的眼神,也没有了圣女的坚硬和冰冷,吴一丹反而不适应这种最常见的大众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