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徐州诗词精神与城市建设

2018-03-21 13:59:01 来源:现代语文网

苏轼作为中国古代文人豪放派的代表,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对人生始终抱有乐观、包容、豁达的态度。在徐州任职期间,他留下的不仅是令后人称叹的政绩,还创作了150余首诗词作品。我们可以通过对苏轼徐州诗词的鉴赏、研究,进一步探寻他诗词中所蕴含的生态美学思想,及其在徐州城市建设中的意义。

苏轼徐州诗词精神与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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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我国古代重要诗人,在他的诗词中,人们看到的是他对自然的热爱。苏轼喜欢表现自身对于自然、人性、社会进行深刻感悟的精微情思,这其中也蕴含着苏轼独特的人生态度和丰富的生命体验。诗词中所体现的对自然的依存和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性同样贯穿于苏轼任职徐州时期。通过对苏轼徐州诗词的深入研究,其美学思想愈发显现:“诗要有为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崇尚“天工与清新”的法贵天真思想,“寓意于物”的人与自然诗意的和谐等。

一.苏轼徐州诗词创作

“诗要有为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苏轼创作诗歌的重要原则,这与他仕途坎坷、个人经历的不顺有很大关系。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这些坎坷的现实经历与政治上的不得志并没有打垮他,反而在不断奔波的途中,他看见了地方百姓的真实生活;在不断宦游的途中,他看到了沿途的山山水水,这些都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现实素材。

苏轼的诗歌并非无病呻吟,而是取材于现实,有感而发,有为而作。同时,苏轼受儒家与道家的双重影响,在积极入世的同时仍然保持着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在郁郁不得志之时,苏轼仍然尽自己所能造福当地百姓,在固穷的坚持与毅力中又有一份淡然处之的洒脱。所以,苏轼的现实主义创作不同于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杜甫的现实主义内容多描写仕途坎坷的无奈与悲凉,民间疾苦的痛心与呐喊,其创作风格是批判性的揭露。而苏轼的现实主义内容更倾向于描写自然山水、人民生活与内心情感。即使是表达消极情绪,苏轼在诗作中向读者传达的也是一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与豁达。

可以说,苏轼的现实主义有些许浪漫主义的影子。这“些许浪漫的影子”是苏轼热爱自然,钟情于山水的真实写照。他崇尚“天工清新”,不仅是因为他从小受其故乡——蜀中秀丽风光与自然环境的影响,还深受老庄“道法自然、法贵天真”思想的熏陶。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中有云:“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天”为自然,“天工”即事物本出于自然,无须雕饰。所以苏轼倡导保持事物原始自然之貌,给人以“清新”之感。虽然“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审美形式,但是它们被创作的终极目的同一,都是以“天工”之形式向世人传达“清新”之感。可见,苏轼提倡诗歌创作形式的简洁自然,并把“清新”作为诗歌最高的审美准则。

值得注意的是,“清新”之意并非止于字面上的诗歌意境之清新。前面有说苏轼提倡“诗要有为而作”,所以诗歌创作包括对诗人内心世界进行最真实的反映,即诗人情感的表达。因此诗歌表现形式的简洁自然也就必然要求诗人情感表达的率真与纯粹。这种率真纯粹的外放是诗歌情感层次上的“清新”,它同样是“清新”在整体审美意义上的一部分。苏轼诗词的自然清新也必然是他对自然山水的纯粹热爱与向往的真实写照。这种真实情感的外放与清新自然的意境也成就了苏轼豪放与婉约的双重审美风格。

既有写实,又有抒情,那苏轼是如何将写实与抒情联系起来的呢?苏轼在《宝绘堂记》中给出了明确答案。他提出了“寓意于物”的观物方式:“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雖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君子可以将自身情思寄托于物,此时的审美主体仍然是君子的情思,但他不能过分关心、留意这些身外之物,否则审美主体就由情思转向了情思的载体——身外之物。苏轼这种“寓意于物”思想既是一种观物方式,也代表着他的审美态度,这是在他与自然不断无形交流中形成的。苏轼从小便热爱自然,钟情山水,在苏轼心中,自然万物皆有灵,所以他早就把自然山水幻化为自己的挚友。清风绿水净化他的心灵,丛林山月消解他的愁闷,苏轼便以诗词为语,回应自然。在这种不断的无形交流中,他通过外在自然来关照自己的内心世界;在自身生命价值与自然相交融的过程中,实现了身心与自然世界的诗意共存,从而形成了“寓意于物”的观物方式。

因为苏轼以自然山水为挚友,所以“寓意于物”的观物方式是一种顺应为之,淡然处之的审美心态,强调的是人类与自然诗意的共存,并非现在人类为一己之私而对自然无限索取与掠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寓意于物”的观物方式与他崇尚的“天工清新”的审美准则实质上是相通的。苏轼提到的另一种观物方式——“留意于物”,则是通过对外物的占有与征服来满足私欲,这种观物方式是对当下社会人类与自然关系最真实的写照。然而“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长久“留意于物”的后果便是人们在过分留意身外之物及不断索取过程中的自我迷失。这也恰好影射了在当下工业社会中以自然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而引发的一系列生态问题。可见“寓意于物”思想的提出具有超越时空的历史穿透力,它不仅对徐州城市建设中的生态环境规划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当代生态美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苏轼徐州诗词精神对城市建设的意义

苏轼在徐州任职虽不足两年,但他勤政爱民,四处郊游、唱和,写诗为文。无论是硬件景观建设,还是软件文化内涵赋予,苏轼都为徐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我们现在要做的便是探寻苏轼徐州诗词中的生态美学思想,发挥它们在徐州城市建设和徐州文明城市创建中的积极作用与指导意义。

苏轼诗歌现实主义创作与他的勤政爱民,精于实干是分不开的。苏轼在徐州写过的不少关注民生与农事的作品都是他目睹身历的。他与民同忧,如苏轼在听到父老乡亲介绍城东石潭因与泅水相通,所以旧有以龙头求雨的习惯时,苏轼撰写成《起伏龙行》这首祈雨诗,体现了他忧旱盼雨的心情。而后不久恰巧天降大雨,苏轼又亲自到城东石潭谢雨,并在沿途视察风土民情,写了一组《浣溪沙》谢雨词,这是中国词史上最早出现的农村组词。苏轼用词体系统地真切地描写了农民生活的图景,这是十分可贵可敬的。

苏轼的这种实践性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体现在徐州城市建设中应是体察民情,立足于徐州民俗民情的实际情况进行城市规划建设,而非脱离实际的空建、盲建。徐州城市建设的有关部门应该下察各区的具体建设情况,在充分了解各区已建情况之后,再结合各区特色制定相应的城建计划。这样也有利于打造具有徐州特色的城市文化品牌,更有利于徐州文明城市的创建。

苏轼崇尚“天工清新”、“法贵天真”的思想以及“寓意于物”的观物方式都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诗意共存,这便更强调徐州的生态绿化建设。徐州本是一座以煤矿为主的能源城市,随着煤矿的不断开采与减少,徐州地面受到煤矿开采的严重破坏,当地百姓的经济来源与政府的税收来源也非常单一。而近年来徐州正在大力开发本地的旅游资源,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致力于转型为旅游型城市。明确的城市建设规划便是城市发展转型的最基本的指导方针,对于一个旅游城市来说,特色的城市文化与生态绿化建设更是城市建设中的重中之重。而苏轼所承载的徐州的历史文化便是其中一个可宣传点。生态绿化建设则要在徐州原有生态基础上加以规划、重建、修整,让徐州人以追求外在自然舒适来修身养性,达到人人护环境、生态养人人的诗意共存、互惠互利状态。而这也正好契合徐州创建文明城市须坚持的准则:以人为本,以自然为根。这种以自然美关照内心从而达到人与自然诗意共存的状态,正是生态美学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以现代生态美学的视角,对苏轼的诸多诗词加以观照,以重现作品中被时间遮蔽的生态美学思想的光辉,使其发挥在人与外部世界相处中的指导作用。